前雅虎CEO、谷歌早期工程师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最近因自己使用AI的方式而受到不少批评。在一次谈及其新应用 Dazzle 的采访中，梅耶尔把一项她认为很能体现产品能力的用例拿出来展示：这款会从用户相册中学习的AI助手，帮她为10岁女儿在学校生日展示中整理出了三条要点，形容她“富有同理心、有创造力，而且喜欢动物”。

这个描述相当模糊，像是泛泛而谈的星座运势——它大概可以套在很多10岁孩子身上。

一些旁观者对此感到惊讶。进步派活动人士 Leah Greenberg 就表示：“玛丽莎·梅耶尔居然会主动把这件事告诉记者，这本身就很能说明硅谷文化与其他人类社会之间已经出现了多么深的分裂。”

也许梅耶尔之所以招致如此多反弹，是因为人们已经一再看到，那些生活优渥的亿万富豪会建议把育儿——这件最考验耐心、谦逊与善意的人生大事之一——外包给一台根本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计算机。

这种挫败感早有铺垫。去年，OpenAI CEO 山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对 Bored Ape 持有者、深夜节目主持人吉米·法伦（Jimmy Fallon）说：“我无法想象……在没有 ChatGPT 的情况下该怎么养育新生儿。”公众同样不太买账这番话，但奥尔特曼似乎并未受负面反馈影响。几个月前，他又在 X 上表示，ChatGPT Work 的一个“很酷的用例”是生成一档播客，聊聊你孩子即将到来的生日或足球比赛，并“解释你孩子的兴趣”。这条发言也遭到大量嘲讽，有评论直言：“你为什么不直接和自己的孩子说话？”

报道发布后，梅耶尔在 X 上发长文为自己辩护。她称，自己并不是依赖 Dazzle 来帮助自己理解孩子，而是在测试原型产品能做到什么。她说，这款应用重新找出了那些“被遗忘的幼儿园作品”照片，比如一个“蛇毒提取器”或“沙猫游乐场”，以此体现女儿的创造力和对动物的关爱。

这当然说得过去。但在同一场采访中，梅耶尔也提到，人们还可以用她的AI来分担“为孩子生日派对想主题”这样的脑力负担。她说，自己曾用这款应用为女儿安排玩伴聚会、预订家庭度假活动，以及决定万圣节该扮成什么。她甚至提出，她的AI助手还可以与她丈夫的AI助手协调安排。当记者问她，想象这样一个“由AI规划的、毫无摩擦的未来”是否令人沮丧时，梅耶尔回答说：“我还真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这些科技领袖似乎把反对者视为一个小众而愤怒的边缘群体。然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5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会削弱人们建立有意义关系的能力。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AI会让建立这些联系变得更容易。

不过，Meta 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和他的硅谷同行一样，设想了一个通过AI满足社交需求的世界。

扎克伯格去年在一档播客中说：“我认为普通美国人拥有的朋友不到3个，也就是他们会认定为朋友的人不到3个；而普通人对朋友的需求要明显更多，我想大概是15个朋友。普通人想要的连接和联系，比他们实际拥有的更多。”

扎克伯格预测，把情感需求外包给AI治疗师，甚至AI恋爱伴侣，未来会变得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他还说：“当你能够拥有现实中的连接时，现实连接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很多时候比自己希望的更感到孤独。”

扎克伯格接着解释说，AI虚拟形象在虚拟现实中的呈现正变得越来越逼真。Meta 似乎更热衷于改善人们与这些“近似人类”的关系，而不是改善其平台上每天使用产品的数十亿真实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其中或许有一部分原因来自科技行业推崇效率的文化。人们试图通过优化睡眠时间表、使用健康追踪器，甚至注射未经监管的“肽组合”来“生物黑客化”自己的身体，以最大化生产力。

如果你打造的是电动车或计算机芯片，那么效率当然可以成为明确的北极星目标。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科技产品，不是一个需要尽可能少花资本就快速交付的项目。人际关系天生混乱复杂，但人与人的连接恰恰可能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当我们把这些互动委托给计算机时，我们也就放弃了作为人而活那种艰难却充实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