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根据对 37 岁的 Holly Zeilinger 的采访整理而成。她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原本是一名钢琴老师,后来成了内容创作者。文章经过了长度和清晰度编辑。
我在 2020 年 8 月疫情期间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未来的丈夫 James,当时他 37 岁。
作为一名“选择性单亲妈妈”,我最近刚生下第二个孩子。我当时在玩电子游戏《Guns of Glory》,想赢取礼品卡,用来买尿布。
James 和我在同一个联盟里。不知为什么,我提到了离我家不远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COVID-19 限制措施。他说自己住在大约 45 分钟车程外的地方。
友谊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
我们在网上聊了大约一个月后,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到了 10 月,他来我家看望我和孩子们,当时孩子们分别 8 岁和 6 岁。
孩子们和他相处得非常好,他很快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父亲角色。
最初只是朋友关系,后来发展成了恋爱。做法律助理的 James 在次年 4 月求婚,我们在 2021 年 12 月的一座小型私奔礼拜堂举行了婚礼。

那段时间一切都很好。孩子们叫他爸爸,我们也很享受一家人一起做事。James 和我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但我们遭遇了不孕不育问题。
我大概做了 14 次治疗,包括 IVF。我们经历过一次流产,后来我们期待的那个男孩在我怀孕的第二孕期去世了。
如果想继续生育,代孕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为了凑齐 10 万美元的费用,我们两个人都拼命工作。我还在做众筹,这也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整个过程都很平和

今年春天,我和 James 进行了一次坦诚的谈话,事情到了转折点。我对自己的感受非常坦率,而他则更为内敛。
不过,他告诉我自己需要减少责任,退后一步。我们不再有相同的目标,于是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并在 6 月提出离婚。
整个过程都很平和。主要是因为我们最初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后来又很容易回到只是朋友的状态。
他在 7 月搬了出去,自己找了住处。不过,他还是经常过来陪孩子们。孩子们知道他是那种会一直留下来的人。
离婚在 11 月 2 日最终生效,中间有四个月的等待期。财务安排也很简单明了。
我开车去法院接他。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坐在法庭两边不同的位置,但我们还是坐在了一起。我们各自举起手说“我同意”,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已经很久没去 Olive Garden 了
James 在几天前给我发短信,问我离开法院后要不要一起去吃饭。那天我妈妈会去接孩子放学,所以这安排很合适。
我提议去 Olive Garden,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去过了。婚姻期间,我们偶尔会去那里吃饭。
午饭后,我们去了 JCPenney,想给我挑一件睡裙。他们没找到合适的,于是我们又去了 Hobby Lobby,给我的节日树买顶上的星星装饰。
之后,我把 James 送回家,晚上他又过来一起待了一会儿。我们保持着固定的探访节奏,这样孩子们就能见到他们的爸爸。
如果 James 以后遇到别人,我也会为他高兴
我打算继续推进代孕计划——使用我的卵子和孩子们原来捐赠者的精子——而 James 也支持我。
我们讨论过,如果我们中的一方以后遇到别人会怎样。那完全不会有问题。我们会为对方感到高兴,因为对方开心,我们也会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