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预算与福利政策主任、《Reimagining Social Security》合著者 Romina Boccia，以及新学院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劳动经济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高级研究员 Teresa Ghilarducci，在 NPR 的《Open To Debate》节目中就“是否应逐步取消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花了一个小时展开辩论。Boccia 认为应该，Ghilarducci 认为不应该。
随后我问了他们另一个问题：在修补这一体系时，谁将承担最大的取舍？双方的分歧大多随之消失。
Boccia 说：“那些最有能力承受福利削减或更高税负的美国人，将承担改革体系成本的主要部分。”Ghilarducci 在目标上表示同意，尽管方式不同：“为社保筹钱……最终会落到最上层。”
此外，双方都同意，现行状态下的社会保障无论如何都会被逐步改变。按照当前政策，该项目的信托基金预计到 2032 年将变得资不抵债，因此必须尽快作出调整。结论很清楚：富人将为此买单，但真正的争论在于，“买单”究竟意味着更少的支票，还是更高的税单。这场争论比两人都更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围绕社保未来的持续争论，也揭示了美国从未真正与这份社会契约的含义和解。
社会保障的两种愿景
Boccia 的论点是，社会保障已经变成一套昂贵的工资替代体系，把最大的一部分福利发给了最有能力自我供养的人。她指出，工人和雇主通过工资税各自缴纳工资的 12.4%，但这些缴款并不会存入个人账户，而是立即用于支付当前福利。按她的说法，这让年轻工人用于买房、养育孩子、积累储蓄或为自己的退休投资的钱更少——而一个表面上旨在防止贫困的体系，仍然让一些老年美国人处于贫困之中。
她的替代方案不是废除，而是缩小该项目：用一项可预测的、统一的固定福利，取代当前与收入挂钩的福利，确保人们退休后免于贫困，同时让中高收入工人能更多地自行储蓄和投资。Boccia 认为，这样会让体系更透明、成本更低、对年轻工人的负担更小，部分原因在于富裕退休者将不再领取那么高的社保支票。
Ghilarducci 则拒绝这种诊断，认为它把该项目的核心成就误当成了缺陷。她说，社会保障不只是退休收入，它还是一项家庭保险计划，不仅向退休人员发放福利，也向残障工人、遗属和儿童发放福利。她说，其福利会随通胀调整并终身发放——而美国“靠自己”的退休体系并未复制这些保障。
在辩论前的采访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学术主任 Kent Smetters 向我说明了这一点，我也在辩论中以客串身份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私人市场最难提供的是“经通胀调整的年金”，能在退休者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保障。相比之下，社会保障提供的是“一种真正按通胀指数调整的年金”。他说，私人产品更常见的是名义金额，或者提供固定的年度增幅，但未必能跟上真实通胀。Smetters 指出，在 2% 的通胀率下，财富在 25 年里会损失约 40% 的购买力。
Ghilarducci 认为，私人体系已经有几十年时间证明自己，但结果并不理想。雇主养老金已经萎缩，401(k) 计划的参与并不完整，而许多临近退休的工人储蓄不足，难以在公共福利削减后维持生活。她说，把社会保障变成更狭窄的反贫困项目，会把中产阶级从其退休保障中最可靠的部分切割出去。她的方案是保留与收入挂钩的福利，同时从高收入者那里筹集更多收入，尤其是取消或提高当前工资税上限。
Boccia 的回应是，现行体系的成本同样真实，而且主要由年轻工人承担。Smetters 承认了这一宏观前提：他表示，更加私有化的体系可以“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它会增加私人储蓄和资本。但他也提醒，这并不能抹去转型成本。“总得有人买单，”他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他表示，未来几代人或许会从资本更多、工资更高的经济中受益，但在转型期间在世的人将承受数十年的负担。
因此，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政府是否应防止老年贫困。双方都接受这一前提。争论的是，社会保障应继续作为一项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帮助工人在退休后维持类似原有生活水平，还是应变成一个更有限的贫困底线，让工人保留更多可自行支配的收入。这样来看，迫近的问题不仅是该项目是否会改变，而是改变的成本将由哪一类人承担——这也关乎美国财富的构成。
设计缺陷，还是设计特征？
Smetters 向我解释说，1935 年罗斯福政府建立社会保障时，它从来就不只是养老金。他说，它也是一种“再分配”，尽管该项目的设计者并不确定，直接的福利再分配是否能通过宪法审查。
于是，他们设计出一个部分再分配收入、但表面上又像一项“赚得的养老金”的项目。其渐进式福利公式让低工资工人的替代率高于高工资工人，使再分配成为设计特征。工资税则赋予该项目类似年金的外观逻辑：人们在工作时缴费，退休后领取。但这种安排也帮助建立了一个比传统福利项目更广泛得多的政治联盟。
Smetters 指出，1972 年 Milton Friedman 与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 Wilbur Cohen 的一场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张力。Friedman 希望建立一个更小、以贫困救助为目标、并由更进步的普通税收融资的项目。Cohen 则为一个更大、类似养老金、由更平坦的工资税融资的项目辩护。Smetters 说，他的逻辑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人们会捍卫一种看起来是“赚来的”福利。“任何聚焦穷人的项目，最终都会变成一个穷人的项目，”据 Smetters 转述，Cohen 这样说。Smetters 说，Friedman 接受了这一点。
Boccia 和 Ghilarducci 基本上是在重演这场争论。Boccia 的观点接近 Friedman：剥去养老金的包装后，社会保障就是一项由累退税负资助、福利过于宽泛的制度，因此应当缩小并更有针对性。Ghilarducci 的观点接近 Cohen：如果把社会保障变成只服务穷人的项目，它就会失去支撑其政治持久性和充足性的广泛支持基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现实问题都是，普遍性究竟是再分配的昂贵伪装，还是再分配得以持续的唯一方式。
公众已经选边站
Ghilarducci 引用了 AARP/美国国家社会保险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Insurance）的一项调查：85% 的受访者——其中 90% 的民主党人、75% 的共和党人——表示，即便这意味着更高税负，他们也支持维持或提高福利。73% 的多数受访者，包括 60% 的共和党人，支持对 40 万美元以上收入征税；而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人数多于支持者。
这与国会中的实际动向相呼应：Ghilarducci 提到，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 Bernie Moreno 与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联手推动取消工资税上限，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同样是共和党人的 Tom Cole 也表示愿意通过加税为社保筹资。
Ghilarducci 的结案陈词把这场辩论与一件具体事情联系起来：2025 年的税收立法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减税。她说：“国会在 2025 年做出了选择，他们选择了给美国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减税，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做出这些选择。”Boccia 则持相反立场——她认为，削减福利而不是加税，才是推动经济增长、让所有人最终受益的方式，即便现有退休者会先感受到压力。
双方都不否认，这种压力很快就会到来，而且无论纸面上的争论谁赢，压力都会落到同一批人身上。这场辩论被包装成一个关于社会保障是否会消失的问题，但它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它真正厘清的是：究竟哪些美国人会被要求先填补缺口——而这正是罗斯福团队当年通过设计一个“看起来不像它部分本质”的项目，试图长期掩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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