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達股價週一下跌逾4%，這是董事會表示將調查首席執行官黃仁勳與阿麗絲·黃（Alice Huang）之間關係後的首個交易日。美國情報部門認為，阿麗絲·黃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證券律師已經開始行動。洛杉磯股東權利律師事務所 Schall、Brown 和 Schwartz 是其中最早表態的機構之一，該事務所於週一上午宣佈，正在調查輝達（Huida）是否作出了虛假或誤導性的陳述，或未披露對投資者有重要意義的信息。斯坦福法學院教授、證券法專家羅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預計，還將有更多律師事務所加入。

巴特利特在採訪時說：「我敢打賭一定會有人提起訴訟。」他補充說，對於在週一收盤前就已有人提起訴訟，他並不感到意外。原告律師們爭先恐後的原因很充分：根據聯邦證券法，第一份訴狀將觸發公開通知，之後投資者有60天的時間請求法院指定其為首席原告。哪個律師事務所能越早提交訴狀，就能越早聯絡到損失較大的投資者，也能對案件的進展產生更大的影響。由於輝達（Heidt）的總部位於聖克拉拉，因此這起案件很有可能在加利福尼亞州北區聯邦法院審理。（也完全有可能這起案件已經被提交了；新提交的案件最多可能需要24小時才能在網上查到。）

儘管仍有許多未知數，但這起案件的法律理論並不取決於董事會調查最終會發現黃仁勳私生活中的什麼內容。上個月《紐約時報》首次報導黃仁勳與艾麗絲·黃的關係時，這名新加坡數據中心公司的高管曾被輝達發言人對另一家媒體描述為「並不罕見，也不意外」。該公司代表還說：「與許多其他地區的雲客戶並無不同。與客戶會面是首席執行官工作的一部分；黃仁勳每年都會與數千名客戶高層進行交流。」

此後，黃仁勳已向董事會承認這段關係是親密關係。同時，《紐約時報》報導稱，美國情報部門對艾麗絲·黃的監控已持續一年多。

從證券法的角度來看，巴特利特表示，公司之前的說法「顯然是誤導性陳述」。而且由於黃仁勳是首席執行官，巴特利特說，「他的認知會被視為屬於公司」。換言之，輝達將被視為知道其首席執行官所知道的事實。

巴特利特認為，最可能的訴訟途徑是「典型的市場欺詐」主張，也就是投資者認為自己是在反映虛假或不完整公開信息的價格上買入股票，而當真相浮出水面時遭受了損失。週一的股價下跌為原告提供了大量可用材料。此類案件的賠償通常與股價跌幅掛鉤，而輝達又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因此可以想見，和解金額可能會非常高。

巴特利特指出，通常的流程是案件在经过漫长的诉讼後達成和解。這意味著公司及其董事和高管責任保險將支付一大筆款項，但通常不會給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帶來個人後果。這也是一起民事案件，因此黃仁勳不會因此面臨入獄風險。巴特利特指出，其中的諷刺之處在於，訴訟是以輝達股東的名義提起的，而股東最終將為和解付出代價，無論是直接支付還是通過更高的保險費間接承擔。

巴特利特將輝達的風險分為幾類。第一類是證券欺詐指控，這對公司，以及對黃仁勳而言，是直接相關的問題。第二類是公司治理：董事會知道什麼、何時知道。董事們有可能並不知情，但董事會也有監督的責任；而且一旦《紐約時報》開始報導與Megaspeed相關的內容，公司本應建立向董事會匯報的機制，將這類重大風險通報給董事們。如果沒有這樣做，或者董事們沒有採取行動，就可能產生董事會層面的責任。

第三種情況只有在董事會調查發現黃仁勳知道有關情報時才會出現，那將「完全是另一回事」，巴特利特說。（董事會週日向公眾發表聲明稱，沒有理由相信國家安全或輝達的機密遭到泄露。）

此外，還有政府行動的問題。巴特利特表示，如果存在故意的證券欺詐違規行為，SEC可以尋求禁止其擔任高級管理人和董事的處罰，這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他懷疑現由保羅·阿特金斯（Paul Atkins）領導的SEC是否有這樣的意願，考慮到特朗普總統對黃仁勳的支持。從發現事實起大約兩年的時間限制，理論上會給未來政府采取行動留下空間，但這個時間窗口會非常狹窄；當被問及這一點時，巴特利特認為這種可能性相當低。

需要強調的是，像 Schall、Brown 和 Schwartz 這樣的公告，本身並不意味着案件就很有勝算。SBS 常常發布“調查”通知。這類通知只說明原告律師事務所看出了機會。最終由哪家律師事務所主導案件，要由法院之後決定，而這一決定通常取決於哪位投資者的損失最大。

其他正在對輝達發起訴訟行動的律師事務所還包括 Rosen Law Firm、Levi & Korsinsky、Bronstein、Gewirtz & Grossman，以及 Law Offices、of、Frank R、Cruz。它們都在週一宣佈了各自的調查，Rosen還表示正在準備提起集體訴訟。